2026年6月22日，基尔·斯塔默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去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魁职务。
距离他2024年7月带领工党赢得大选，仅过去23个月。不到两年，承诺带来稳定的人，自己也成了不稳定的一部分。
自2016年戴维·卡梅伦因脱欧公投辞职算起，英国已有六位首相先后走出唐宁街10号。第七位首相，正在路上。一个自诩为议会民主样板的国家，为什么把首相变成了一种“快消品”？
6月22日，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外宣布辞去英国首相及工党领袖职务。图源：视觉中国
首相为何越换越快？
十年六相，各有各的下台理由。
戴维·卡梅伦本想借脱欧公投平息保守党内的欧洲分歧，却反遭公投结果所困。特蕾莎·梅接手脱欧复杂局面，却始终无法让议会接受其脱欧协议，最终辞职。鲍里斯·约翰逊打着“完成脱欧”的旗号上台，又在“派对门”等丑闻中信誉尽失。莉兹·特拉斯的减税实验仅支撑了45天，便被金融市场宣判失败。里希·苏纳克试图修补残局，却在保守党大选惨败后黯然离场。基尔·斯塔默承诺重建英国，最后也被党内压力推下舞台。
公投、脱欧、丑闻、财政、败选、逼宫，这些缘由各不相同，却在反复印证同一件事：英国政治处理自身积弊的能力，正在一步步衰减。
今天，首相更替越来越像危机管理失败后的例行止损。危机来一次，换一个人，矛盾压不住，再换一个人。唐宁街10号还在那里，里面的人却走马灯般更迭。英国政治，也从议会民主的样板，变成了一部看不到结局的连续剧。
近十年，已有六位英国首相下台。资料图
脱欧真的是起点吗？
很多人把英国今天的困境归咎于脱欧。
脱欧当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却不是一切问题的起点，它只是让英国长期积压的矛盾以剧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并在此后十年持续发酵。真正的病根，早在脱欧之前就已埋下。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加速去工业化。1979年到2025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约670万人降至约250万人，四十多年间减少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推动“金融大爆炸”改革，金融、地产、法律、咨询、保险等行业迅速壮大。伦敦金融城愈发耀眼，英格兰北部许多传统工业城市却失去了支撑社区的工厂、岗位和增长希望。金融城的灯火，让英国看起来依然站在世界经济中心。但这些灯火照亮的是伦敦，而不是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和桑德兰。英国经济仍在增长，但成果越来越难惠及普通工人和北方地区。
5月11日，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林肯郡北部英国斯肯索普，英国钢铁公司。图源：视觉中国
去工业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问题到近些年才凸显？
原因在于过去英国还有几道“缓冲垫”。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推动资本自由流动，伦敦金融城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枢纽。欧盟单一市场为英国提供了稳定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其既能依托金融服务辐射整个欧洲，又能借助欧洲市场维持产业链和投资吸引力。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前，西方经济处于低通胀、稳增长、能源价格相对稳定的“大缓和时期”，金融资本持续扩张，进一步掩盖了实体产业空心化、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危机击中的，正是英国最依赖的金融化增长模式，高度依赖金融资本的风险充分暴露。此后，低增长、高债务、工资停滞、财政紧张、公共服务退化，成为英国社会的常态。
2016年脱欧，则是经济失落被政治化的结果。那些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人，用脱欧来表达对伦敦精英和欧盟规则的不满。但脱欧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改变，反而导致供应链脱节、跨国投资剧减、金融服务优势受到冲击，这让原本寄望于脱欧改变命运的人陷入更深的失望。
再往后，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能源价格高企、高通胀和高利率接踵而至，令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基础设施更新缓慢，住房供给持续紧张，NHS医疗体系等候问题加剧，“北方经济引擎计划”也在资金压力和官僚内耗中沦为口号。
英国今天的困局并不是某一次危机、某一届政府、甚至某一次公投造成的，而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去工业化和金融化重塑了英国的发展模式，也削弱了它抵御风险的能力。接连不断的外部冲击，则使多年积累的矛盾被逐一撕开。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6日，英国伦敦，一名顾客在超市购物。图源：视觉中国
移民为何成为替罪羊？
经济上的失衡，会投射到社会上。
普通人切身感受到的，是越来越贵的房子、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持续上涨的能源账单，以及迟迟等不到的手术。可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难在政治传播中说清楚。产业失衡太抽象，财政政策说不清，但英吉利海峡上满载偷渡者的小船却天天靠岸。于是，复杂的发展命题被迅速简化为身份命题。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9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移民试图登上一艘拥挤的偷渡船，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图源：视觉中国
医院为什么排队？因为外来者占用了资源。住房为什么紧张？因为移民住进了社区。治安为什么恶化？因为边境失去了控制。生活为什么越来越难？因为有人抢走了本该属于英国人的机会。当经济问题迟迟拿不出答案，寻找一个可以归咎的对象，往往比解决问题本身更容易。
近几年，这种情绪在迅速蔓延。2025年9月13日，超过10万人走上伦敦街头举行反移民游行。2026年5月16日，伦敦再次出现约6万人的大规模反移民集会。6月2日，南安普顿因亨利·诺瓦克案爆发街头冲突。一周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又因一起涉嫌由苏丹难民实施的持刀袭击案件陷入骚乱。
6月8日晚，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由于作案者是一名来自苏丹的、已在英国申请庇护的男子，这起事件引发大批抗议者举行示威活动。
移民问题，正成为英国经济社会焦虑的集中出口。一起案件、一段视频、一条未经证实的信息，都可能迅速被卷入移民、族群、宗教乃至国家身份的叙事之中。
移民并非英国困境的根源，却由于最容易被感知、被归因、被动员，成了民粹主义政客的利刃。于是阶级矛盾被改写成族群对立，国家治理能力不足被转换成身份与文化冲突。本需要改革化解的发展难题，变成了“我们”和“他们”的身份战争。
民主制度正陷入治理赤字？
社会裂痕，最终会反噬政治。
近年来，英国改革党借助反移民议题迅速崛起。为争取选民，在移民和边境议题上保守党步步收紧，工党也不得不持续释放强硬信号。两大党既想安抚愤怒的工人阶级，又不愿得罪城市中产，既想控制财政赤字，又想改善公共服务。结果是两头不落好，进退皆失据。
更吊诡的是，首相也成为议员眼中的政治风险。英国首相并非全民直选，而是由下议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如果执政党议员对现任领袖不满，或认为其无法带领本党赢得下届大选，便可启动党内程序换人，新党魁随即接任首相，通常无需重新大选。低门槛的领袖更替制度，使原本保障议会政治灵活性的制度安排，演变成低成本止损机制。首相成了议员为保住席位随时可以切割的风险资产。
6月24日，斯塔默离开唐宁街10号，前往下议院参加每周一次的首相问答（PMQs）会议。图源：视觉中国
这恰恰暴露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层困境。它能和平更换领导人，却越来越难稳定推进改革。今天英国面对的，无论是产业重建、区域平衡、能源转型还是NHS改革等，都需要长线投入，但选举政治天然追求即时反馈。一位首相，可能还没等到政策见效，便因为民调下滑或党内压力而下台。
于是，选举政治越来越滑向讨好选民的短周期政治。与其承受短期阵痛换取长期收益，不如迎合眼前情绪。相比推动复杂改革，喊出简单口号更容易获得掌声。当政府将主要精力用来回应选民情绪，而不是谋划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国家发展时，沉疴旧疾只会继续加深。反之，若一个政府试图推动深层改革，却因为党争或选民缺乏耐心而难以维系，那么问题便不再是某一位首相能力如何，而是这套政治运行方式是否还具备长远治理国家的能力。
英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安迪·伯纳姆或许会成为下一位入主唐宁街10号的人。
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有地方主政经历，熟悉北方政治，或许比伦敦政客更理解那些被全球化和去工业化甩下的人。但如果产业空心化仍在延续，金融主导的增长模式没有调整，南北发展鸿沟继续扩大，身份政治持续吞噬经济议题，那么无论谁入主唐宁街10号，都只是在旧剧本里换了新演员。
7月2日，工党议员、工党领袖竞选人安迪·伯纳姆走进演播室，准备接受采访。图源：视觉中国
英国真正需要的，是敢于直面病根的勇气和全力破解症结的能力，同时需要一套能够形成稳定共识、保障政策连续、组织社会共担改革成本的制度机制。
首相可以一任接一任地换，但如果制度只能不断制造更替，却不能提高治理能力，那么被消耗的就不只是首相，还有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作者：黄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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